机关办公室报到
1982年8月,大学毕业一个月后,我和大学同学小王约好,一起骑着自行车,去位于百万庄的外文局(全称: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报到。办理入职手续很简单,那时还没有居民身份证,只出示个入职通知书即可。
办完入职手续,我俩便被带到位于三楼的《中国报道》社。我没想到,当天报到当天上班,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我们两个学法语专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社编辑部翻译组。
我俩的心情都很糟糕,尤其是比我大三岁的小王,从外语附中便开始学法语 ,对法语充满无限深情和热爱。这位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平时说话京腔京韵伶牙俐齿,但每当讲法语,她的神情和身体语言都会发生变化,用词讲究、发音地道,判若两人。
分配去世界语杂志工作,则意味着我们将放这些年所学的法语,重新开始学习另一门语言,并从此用这门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语言工作。
然而,在那个“不服从分配,五年内没有工作”的政策下,我俩无可奈何接受了这个命运的安排。在国家机关工作了一辈子的父母也宽慰我说,外文局是国家机关,工作安全、工资每月按时发放。
相比起那些社会上到处闲逛的无业青年,有份工作挣工资是头等大事。那时候的人对工作单位的想法就像结婚,一旦进去便是一辈子。
其实,我俩早在7月下旬便去外文局报到过一次, 被当时的办公室李主任劝回。我至今记得他坐在木制靠背椅里,侧头看着我们,表情就是那种做人事毫无不妥上下打量人的习惯,令我感到非常不舒服。他当场回绝了我俩的请求,直截了地说8月份再来报到。
工作单位难道不需要我们吗?那为何还偏偏挑选我们来?在那个大学生非常稀缺的年代,改革开放后上大学的这批77-78届的新大学生被称为时代骄子,我们骄傲地误认为,每个单位都在抢着要这些新大学生。
李主任说的理由是,七月来报到,还要多发我们半个月的工资。他的这番话又给我们的不满情绪“火上添油”。但对于个人来说,又能怎样呢?
这等待上班期间,我回了一趟学校,在学生宿舍见到一些还没搬走的同学,他们有的家在外地,有些人在为留北京工作四处找门路。
还有和外国人谈恋爱进展顺利,将办理出国手续。我们大学里和中国学生谈恋爱的外国留学生是认真严肃的,是真的准备和中国人结婚。我认识的几位女生都如愿以偿,婚后便和外国丈夫出国了。
留在学校中的同学们每个人都在焦虑中,不知未来,心中迷茫。想到我在国家单位有一份比较安稳的工作,从8月份就可以挣工资,从此自己在经济上可以独立了,便不再纠结于“所学非所用”的不甘心。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在对比的另一面镜子中,自己想开想通,找到内心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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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班时只拍过一张合影,我站在中间C位。这张外文局大楼照片从网络上下载,楼外墙已翻新过两次,只有门洞还保持着原来的模样。
在办公室如坐针毡
外文局的办公大楼于50年代建成,是典型的苏式风格,从中间宽大的楼梯上楼后,再一东一西分别通向两边的走廊。
像当时几乎所有的机关单位一样,一条常常通向东西两头的水泥地面走道两旁,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办公室,每个门框上都挂着一个个小木牌,上面标出各个科室的名称。
由于是夏天,每个房门都打开着,我看到里面都是低着头工作的干部们,没有人们所描述的“一张报纸一杯茶”的办公室风景。在22岁年轻人的眼里,他们都是穿着很土的那种老知识分子,女人梳着齐耳短发,男人的头顶有些秃了。
我心中有些伤感,今后就要和这些“叔叔阿姨”们一起工作了。但我也知道中国老话:“肩膀齐为兄弟。”一起工作就不能再按辈分称呼了。
中国报道社位于三层最顶头,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放在楼道里的墨绿色乒乓球台子,这是那个年代许多机关单位的办公标配。
我怀着揣揣不安的心情走进翻译组办公室,在一间大约三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透过三扇玻璃窗,可以看到窗外的树叶,听到楼外自由市场喧闹掺杂着叫卖的人声和自行车的铃声。还有面朝房间放在门口的电扇发出的“嗡嗡”声音。
我们报到的第一天,办公室里坐着十来个人,我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一头白发的老廖,办公室里没有年轻面孔,只有一名女同志,所有的人穿的都是单色有领子的衬衫。那个年代还不知道何为T恤衫。
在这间阳光充足的办公室里,有人在打老式的打字机,手指头在上面翻飞,房间里回荡着“噼噼啪啪”的声音。有人在埋头看长长的纸张,还有两个人在做校对,一个读一个看。大家都面对面在干活,没有人抬头注意新人的到来。
办公室的人将我们介绍给老同志们。他们脸上的表情是很淡漠的,仿佛是办公室来了别人家的亲戚,事不关己。
一位坐在办公室最里面角落的老同志站起来向我们走来,又高又瘦又黑,一脸皱纹和花白头发,他便是翻译组的组长邹国相,他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牙微笑说欢迎。其实他当时也就是40多岁,但在我们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眼里,他是一个快退休的老头子。
可能是因为长期从事文字的伏案工作,办公室里的人似乎都佝偻着腰,行为举止透出典型的知识分子特色。
对于我们的到来,这些老同志们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大多是微微地侧了一下身子点了一下头,表示欢迎。只有一位坐在办公室门口的男士比较热情,用上海普通话对我们表示欢迎。
后来我得知,这个叫王士荣的上海人是这个办公室里最年轻的,妻子是部队医院脑外科医生,刚生了一个儿子,每天都喜气洋洋,脚步轻快进入办公室。他的家距离外文局步行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因此他都是回家吃午饭和午睡。
上班第一天在煎熬中度过,我和小王都没有啥事可做,也不敢说话,就干坐在有靠背的硬木椅上犹如坐针毡。
每个人都有一个办公桌,那种老式的木制办公桌拼成了各种组合,坐的方向都是面对面,低头不见抬头见,这样的办公环境设计让我感到很别扭。
我的办公桌在过道处,来来往往的人都从我身后走过,哪怕他们的脚步很轻,都会让我有一种背若芒刺的不舒服。小王坐在背靠墙的位置,每次抬头都能看到那些老同志,谁来谁走都在眼前晃动。
办公室里无人有靠背和坐垫,桌子上除了放打字机和打字纸,没有任何如照片和小摆设等私人物品。
幸好我和小王的办公桌拼在一起,我俩有时一抬头看到对方,那一瞬间露出“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会心一笑。
那一天只有上厕所令人感到很愉快。楼道里的厕所挂着印有红字“男女”的半截门帘,从里面散发出特有的味道,厕所是蹲坑,拉水箱有用木把做成的拉绳。
不叫老师直呼大名
十点钟是工间操时间,我和小王跑到楼顶空地去做操。回到办公室后,邹组长问我俩去哪里了。我说去楼顶了,他警告说今后不要再去那里,文革时有些人就是从那里跳楼自杀的。
这个警告听得我胆颤心惊,感到楼里面都充满了恐惧。后来每当老同志之间吵架时急了眼,便会嚷嚷出文革时的一连串故事。“谁不知道你当时……"
作为从学校来的新人,我们最初叫老同志老师,坐在窗口的一个人说:“这里没有老师。”这位叫陆彬生的上海人是世界语翻译水平最高的人,负责把关最后一道翻译稿件。
其实,这些在我们眼里的老同志当时并不老,正是40多岁年富力强。他们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来自东北的大学毕业生和来自上海大学还没毕业的学生,他们服从国家的安排,去广播学院世界语班学习世界语。
第二种人被称为香山学员,是外文局在文革前从全国各地大学落榜生中挑选,安排在在香山办的外语班学习。
我和小王则成为第三种人,改革开放后考上大学的新一代大学生。
老同志们都是老同学,因此彼此之间叫名字,我和小王也就跟着称呼他们的大名了,有时候也还会跟着叫外号。
陆彬生是办公室里说话最多的人,因此大家叫他鸭子。他叫我们两个年轻人小鸭子说:“来到翻译部都是鸭子,谁也别想逃。后来我们也就跟着大家一起叫他鸭子。
机关里的集体宿舍
我和小王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透气的好地方,办公楼后面菜窖旁边有一个空地可以做操,从那里可以看到后院外国专家居住的小洋楼,还有一个集体宿舍楼。
小王工作后不久便申请结婚住房,根据她家居住条件拥挤的状况,单位给她在这栋集体宿舍二楼分配到一间北房作为婚房,我也因此第一次走进这座宿舍楼。
像那个年代许多筒子楼一样,整个楼道黑乎乎的,两边放着各家各户的瓶装煤气罐、简易灶台和用砖头搭起来放一块板子的厨房操作台。
小王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她住的那个房间在公用洗漱间旁,多半面墙壁是湿漉漉的,窗外是和公用洗漱间连通的常年见不到光的凉台。
小王说:“邻居们吵架嗓门很大,每当那个时候,我就大声地唱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无人关注无人能够听到。”
位于楼道中间的男女混用厕所奇臭无比。进门前喊一声“有人吗?”每个门上有一个用铁挂钩做成的“锁”,从门上露出的大缝中,可以看到走廊里来回走动的人。
小王亲眼见到有的住户尿盆直接倒到洗漱间的公用水池里,然后直接冲水倒在大家洗菜用的长条水池里。
好在小王不用做饭,一天三顿可以吃机关食堂,每周六中午可以在机关澡堂洗澡。
回忆就像一棵树,经常会遇到中间长出的枝枝杈杈,在不由自主中不断添加许多故事和细节。
第一天上班时的午饭时间,我见识了外文局的食堂。大厅里很黑,乌压压地排着几条长长的队伍,每个人手里拿着饭盆,不同科室的人相互之间大声说话,人们要把在办公室里憋了几个小时的话在这里一吐为快。
我感到有些吓人的是,打饭窗口外有三层又窄又陡的台阶,每个人打完饭都小心翼翼地转身下台阶,手中稳稳地端着盛着饭菜的饭盆,生怕滑倒摔下洒了饭菜。我们当时是打饭后回到办公室吃,忘记吃什么了,都是米饭馒头和家常菜,吃得很简单又很快。
午饭后,办公室的老同志们都趴在桌子上休息,我和小王便借着这个机会走出办公楼,到自由市场一条街瞎逛。我对小王说,我感到坐在那里人都僵硬了 ,很难想象将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生存下去。
自由市场成为我俩大声自由交流的地方。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有一个老男人总是跟在我俩身边,有时还搭话。我很害怕,汇报给办公室的老同志,他们说这个人是西班牙组的人,是个神经病,千万不要理他。我俩中午也不再逛自由市场了。
新大学生当勤杂工
新人新气象,新人干活多,但都不是与编辑部业务有关的工作,因为杂志的翻译工作人手足够,新大学生的到来,只能是在本来就不够分配的工作量中又添了一张口。
年轻人进了新单位,总是希望好好表现。我发现办公室的工作环境比较脏乱,于是每天一大早,便骑车第一个到达办公室,擦桌子、拖地板,然后拿着四个八磅的铁皮热水瓶,到一层的开水间去打水。
开水间里一排水龙头下都包着纱布,防止热水溅出来。在这个热气腾腾的屋子里,我的眼镜一进去便被糊住。
有一天,我站在水房外面排队时,遇到一个说话很和气的小伙子。他让我站在外面等他,他拎起我的四个暖水瓶进水房,打满水后出来交给我,并自我介绍说姓杨,在四层《中国建设》杂志工作,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
小杨是上海人,因此在后院的宿舍楼住集体宿舍,那里便成为年轻人聚会的场所。我很羡慕他工作上所学能所用,将新闻专业所学知识用在工作中,他绘声绘色给我讲采访钢琴家叶小刚的精彩故事。
除了做勤杂事,我还负责去王府井大街打字机修理行,送去损坏了的打字机,取回修理好的打字机。每一次去都是乘坐103无轨电车,现在看到103电车,还会想起那段年轻不怕累的日子,在车上抱着打字机,在拥挤的乘客中挤来挤去。
这些打字机太老了,三天两头就发生故障。有些打字机像电影里外国女秘书用的笨重机子,李老师还给我和小王做示范, 并像他一样,手指在键盘上敲成小榔头,每一字敲落在纸上,都发出清脆的声音。
还有一些色彩鲜艳的小打字机,据说是从罗马尼亚进口,但敲打起来声音很闷,回车时发出“咔咔”的响声,经常卡壳,需要奋力使劲扳才能返回。
负责办理人生大事
我上班后不久,便为两位从未见过面的退休老世界语者操办丧事。
第一次去婚丧店里买丧事请柬,一个其他编辑部新分来的大学生和我一起去的。店里男服务员很热情地给我们推荐喜庆的红色请柬,我说不好,那人说,对好看呀,你俩办婚事用这套最合适。我看到那个小伙子脸都红了,说明是办丧事用的。
后来那个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伙子说,他也没想到,刚来工作就给人办丧事。我说有活干就挺好,就可以记工分,在第一年每月46元的工资中增加一些数额。
他问我做编辑没有补助吗?我说还不会世界语,在翻译组根本没有工作可做,只能干这些打杂的事。他说了一句话:你四年大学白读了,应该想办法在局里调动工作,《北京周报》等都有法语版。调动工作谈何容易!
我除了负责采购物品,在八宝山布置灵堂,在接待工作中搀扶前来参加遗体告别的老同志,忙前忙后完成了任务,赢得了编辑部人们的夸奖。邹组长在表扬我后说了一句话:“你很能干,办得不错,我们这些人的后事今后都交给你了。”听得我心惊胆颤。
2021年12月12日,我接到小王的微信,84岁的邹组长因病去世,他退休前已经是中国报道社副社长。这一次,我没有去完成邹组长39年前交给我的工作。
学世界语做校对
为了让我们这些新来的大学生能够投入业务工作,中国报道社将我们送到外国语大学,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世界语爱好者一起,脱产一年学习世界语。对于学法语的人来说,学世界语简直太简单了。
一年后我又回到外文局。自从我和小王进入世界语翻译组之后,再也没有来新人。做一本杂志的翻译工作,僧多粥少,老同志人多工作量不够分,给新人修改翻译稿件比自己做还累。
我和小王被分配做校对工作。由于《中国报道》杂志是月刊,因此每个月都要去工厂看长条,也就是杂志出版前最后的校样。
在我们旁边坐着《北京周报》的老编辑们,头发都秃了。世界语翻译组的老同志对我说,做月刊比做周刊轻松,你就好好在这里干吧,别想跳槽,否则会变成他们那个样子。
有一次,我和小王俩做对读校对,在同一张长条上有一个错误,我俩谁也看不出来。老同事一看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世界语的 li 被工人错打成 il。世界语和法语字母虽然换了一个位置,但意思是一样的,都是阳性人称代词“他”。对于学法语的人来说,il就是对的?。但在校对工作中,这就是工作中的错误,是要被批评的。
邹组长说,做校对就是“捉小鬼。” 我们不能放过一个“小鬼”,尤其世界语杂志是对外宣传的工具,更不能出一丝一毫的错误。邹组长的话一直影响着我在从事文字工作中生怕放走“小鬼”犯错误。
结交中外新朋友
我们两个新大学生的工作之一是和国外世界语者通信,领导分配给我一个德国世界语者。在我们的通信中得知,他是德累斯顿大学的数学教授,我告诉他,我的数学很差,他说不必担心,我们不聊数学,只交流工作和生活。
后来这个德国老教授带全家人来到北京,参加世界语大会,两个世界语者终于在大会上见了面。其实,我俩的世界语口语都很差,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带他们全家去颐和园和前门,吃了中餐,买了布鞋。老教授全家人都很开心。
在工作中,我逐渐结识了中国报道社其他部门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在编辑部工作,经常到各地去采访,见了很多世面,写出的中文稿件由翻译组译成世界语。
他们看不懂世界语,但会抱怨说,无论他们绞尽脑汁写出什么样的精彩文章,到了翻译组这些老翻译手中,都会被翻译走了样。
但我因学了世界语,能看懂那些老翻译的文笔,有些翻译得的确达到“信达雅”的水平,我不知道自己何时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翻译组没有活干,我便在单位里到处找活干。我去图书组希望校对书稿,一边看书一边学习。对外出版的图书要求很严格,不能出半点差错,因此不能让我这个新人做校对。
图书组没有年轻人,很欢迎我去和他们聊天,还允许我给他们的书稿打字,总是夸我打得干净整齐错别字少。
编辑部的赵振开有一天找到我,听说我打字快又好错误少,问我是否可以帮他打英文诗,在此之前,我从未和他说过话。我每次拿到赵振开给我的手写诗句后,下班后便留在办公室打字。
办公室的老同志们从来都是到点便回家,没有人加班加点工作,因此我一个在办公室很自在,父母也误以为我“加班”是被重用了。
我把打好的英文诗隔天还给赵振开,他按照事先说好的,按照每页6毛钱付我钱。
原来还可以这样挣到额外的一笔钱。只要有心就能找到。我又在中国报道社发行部门找到一份下班后可以挣到外快的工作:写一个信封给一分钱,装一份杂志给一分钱,用浆糊封上口给一分钱。
在办公室里发飙了
年轻人精力充沛,我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打扫卫生和打开水,从事一些人力所能及的工作,干得多便发生了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
小王多年来一直记得我在办公室里的两件“壮举”。她说:“你在大办公室说,你们大院有人介绍住家保姆。话音未落,韩明阳脱口而出,你们大院是人贩子!你 当时正在削苹果,愤然抓起苹果皮抛向他。”
从此之后,那位“香山学员”韩和我结了仇,很快又发生了西瓜事件。
炎热夏日的一天,外文局运来西瓜,分配给每人6个,办公室来电话,让大家尽快下楼去取。
办公室共用电话就放在我旁边,于是我在办公室大声说了此事。有这样的好事,大家便都急忙离开座位,下楼去拿西瓜。只有韩阴阳怪气地说:“为什么不给送到办公室?我不下楼去拿。”我问他,是不是确定不要西瓜,他说不送上来就不要。
我心想那六个西瓜不能浪费,拿到办公室大家可以分了吃。正在我摩拳擦掌准备给大家切西瓜时,韩又张口说这是他的西瓜,凭什么给大家吃。我一听就来了气说,你不是不要了吗?他死皮赖脸地说,我的西瓜我当然要。
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在办公室发飙了,抱起一个西瓜就向他头上扔过去,“给你。”我喊道。我像传篮球一样,两眼看着前方,只回身不回头,抱起一个又一个朝他扔去。
办公室里静极了,大家都在看着这出大戏。六个西瓜扔完了,有人递给我热水瓶,我一摸感觉不对,与此同时有人一把揪住了我的胳膊,才避免了一次“惨剧”。这场西瓜大战结束了,地上和桌上洒满碎了的西瓜。
这件事在中国报道社传开了,大家都说那个姓韩的最不是东西,不敢招惹老同志,竟然欺负年轻姑娘,欠揍,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韩到处犯欠。一次他和小王喋喋不休,惹得小王很生气。有老同志给小王支招如何对付他:“你要叫人打他 他就怕了。”
小王回到办公室,韩又开始没完没了。小王就说: “你不要说了,影响其他人工作,下班5:30,我在紫竹院门口等你。”
在中间休息时,小王在大门口外看见一个一头尖的金属长条扁片,心中灵机一动捡起来,回到办公室后往办公桌上一扔,扭头出去了……
后来便发生了“捅刀子告状”事件。
看到小王离开办公室, 韩站起来对大家说 她要用刀子杀我,你们看看,刀子尖头冲着我的方向。
韩又去办公室告状,要求人身安全,说小王要叫流氓打他,还要用刀子捅他……
心明眼亮的办公室主任王锡符当场批评他,四十多岁的人不好好工作,总是无理取闹……
于是韩又去外文局保卫处告状,最后这事儿不了了之。
折腾一番终于“跳槽”
在外文局工作的日子里,我结交了许多朋友,经常一起打牌、玩耍。一次听说负责计划生育的女同志因工作成绩出色而收到奖金,我们便嚷嚷让她请客,她很爽快地带这些未怀孕的年轻人去路边摊,那是我第一次吃羊肉串。
工作上无活儿可做,轻松自在无压力。但在我心中,非常渴望有活干能做事。更希望像编辑部那些记者一样,走遍全国各地采访见世面。
我在中国报道社悠闲的时间里,在工作时间坐在办公室,读了世界语版的《青春之歌》、以及《安徒生童话》等书籍,倍感青春的宝贵,时不我待,人生不能虚度。
我渴望有活干,希望进步成长。特别是听到一些同学在工作中已有成绩,如出了书,有些在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这样碌碌无为地混日子了。
我开始寻找与法语有关的工作单位,父母也开始托人帮我打听,但得到的回复都是“不要女的。”
我曾经去位于白家庄的外企服务公司,希望能参加考试。招聘办公室一位40多岁的男人看着我说:“你不行。”我问为什么?他毫不客气地说:“你戴眼镜,外国人不喜欢;身高不够,外国人不喜欢。”
老外难道只看外表吗?我坚持问,能不能我先参加考试,将考试成绩放在服务局,也许有些公司需要法语专业的年轻人。那个中年男又说了一句更狠的话:“你这样的人卖不出去。” 我扭头离开,狠狠摔了门。
几年后,在一次采访外企服务公司庆祝十周年活动中,我对一位负责人讲了自己在这里的遭遇。那位负责人很夸张地问:谁呀?你告诉我,他长得什么样?我们要查查。
有心开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我终于找到新单位后,中国报道社不同意放人。办公室主任找我谈话,说我已成为社里重点培养的干部。当我拿着报纸上刊登的关于人才流动的文章给邹组长,他恨恨地说:你也配算人才?
看我坚持要离开,又接到了警告:”你活着是这儿的人,死了是这的鬼,你这样闹将记录进档案,将来没有哪个单位敢要你。”至今,我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是否记录下这一条。
1985年5月,我终于离开了学习和工作了近三年的中国报道社,小王告诉我,自我离开之后,编辑部的许多年轻人也纷纷“跳槽”了。领导对此大为恼火,说都是我带的“好”头。
我至今还记得中国报道社1978年分配来的一些大学生们:
少言寡语的陈宝和毕业于人大中文系,他每天晚上在单位吃完饭,然后去夜校学英语。当时社会上流行外语夜校,大多在中学教室里上课,老师也都是外语院校的新大学毕业生,主要是辅导听说能力。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是夜校老师,她说这份外快比在单位上班挣得多的多,特值。可惜当时想学法语的学生不多,也无人学习世界语,否则我也可以去夜校兼职挣外快了。陈宝和后来和报道社一个性格外向的女人结婚去了英国。我现在还能想起他站在桌前,像是在思考问题的神情。
来自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小赖又黑又瘦,梳着一头又乱又长的头发,喜欢喝酒一喝就醉。有一次他酒后回到办公室,躺在进门处唯一的沙发上睡了一下午。我下班路过编辑部办公室,看到小赖还躺在沙发上昏睡,一只脚耷拉在沙发外。我好心走进去,想把他的那只脚放到沙发上,却被他在睡梦中一脚踢到心口窝。
小赖喜欢交朋友,一次请大家去他家吃饭打牌。最引人注意的是,小小的房间里放着一口像农村存水的大缸,他说女儿小不会走路,放在床上乱爬怕掉下来,在大缸里站着,缸边很滑,小孩爬不出来,小赖两口子放心玩耍。
这间外文局分的小房间还经常接待外地来的朋友,朋友睡床上,小赖两口子睡床下,天然双人床。小赖后来去中新社当了摄影记者。
分配在世界语出版社的刘小平毕业于人大历史系,上大学前曾经在山西插队。他长着一副很憨厚老实的模样,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让人感到是一位可以信赖的大哥。
一次刘小平说起好几年前见过我,很害羞的样子,现在完全变了。我说他瞎编,从来没有见过他。他问我是不是有一次去李振义家,见到一个人在低头吭哧吭哧做木工活儿。“我在打结婚家具。”他说。
李振义曾经是我们院里发小头儿,我父母被关进学习班时,她很照顾我,还给我洗头。原来刘小平是发小的丈夫呀。
世界真小!
刘小平岁数比我和小王大许多,又在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多年,有丰富的社会历练喝人生经验,他会给我们提出善意的忠告。可以说,刘小平是我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社会大学“老师。但我不是好学生,本性难移,路见不平还是忍不住要管一管。
刘小平后来也和太太去了英国,一次他回国相约,我问起在国外混得如何。他说在英国做生意卖衣服,特别是旗袍很好卖。他说:“老外女人不像中国女人一定要好身材才敢穿旗袍。她们不管身材怎样,喜欢就买,穿起来前挺后撅,对着镜子美美地说:very beautiful. ”
才女张梅芝是人大中文系毕业,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看人专注。她也曾经邀请大家去家中做客,当时她女儿三毛还是小娃娃,如今已经结婚生女。张梅芝后来进入中国报道社领导班子,担任副总编,再后来被派去中国网担任总编辑直到退休。她被小王评为 “好人。”
赵振开=北岛
我还想特别讲一下赵振开的故事。他虽然不是78级新来的大学生,但却是在那个年代被大学生狂热追捧的诗人。然而,我虽然能经常看到他在办公室伏案工作,读过那个年代北岛写的朦胧诗,如诗作“网”,却浑然不知他就是作者本人。
我离开中国报道社后的一天,读到一篇文章,介绍朦胧诗代表人物北岛。照片上那个身材消瘦的高个子男人让我如梦初醒,我只知道他的大名赵振开,北岛是诗人芒克给他起的笔名,原来我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一个个字母就是北岛诗作的英文版!
小王是我们那批78级大学生中少数留下,并在中国报道社一直工作干到退休的人。因疫情被滞留在国外的小王说:“傻傻的一辈子过来了,真的不想留下一字半句, 想多了都是泪……”
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退休,时间仿佛一晃就过去了。在中国报道社工作的三年故事说不完。就让我用北岛的那首名诗《一切》结束这篇文字吧。
《一切》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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