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若芒刺什么意思，背若芒刺什么意思解一个生肖

机关办公室报到

1982年8月，大学毕业一个月后，我和大学同学小王约好，一起骑着自行车，去位于百万庄的外文局（全称：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报到。办理入职手续很简单，那时还没有居民身份证，只出示个入职通知书即可。

办完入职手续，我俩便被带到位于三楼的《中国报道》社。我没想到，当天报到当天上班，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我们两个学法语专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社编辑部翻译组。

我俩的心情都很糟糕，尤其是比我大三岁的小王，从外语附中便开始学法语 ，对法语充满无限深情和热爱。这位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平时说话京腔京韵伶牙俐齿，但每当讲法语，她的神情和身体语言都会发生变化，用词讲究、发音地道，判若两人。

分配去世界语杂志工作，则意味着我们将放这些年所学的法语，重新开始学习另一门语言，并从此用这门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语言工作。

然而，在那个“不服从分配，五年内没有工作”的政策下，我俩无可奈何接受了这个命运的安排。在国家机关工作了一辈子的父母也宽慰我说，外文局是国家机关，工作安全、工资每月按时发放。

相比起那些社会上到处闲逛的无业青年，有份工作挣工资是头等大事。那时候的人对工作单位的想法就像结婚，一旦进去便是一辈子。

其实，我俩早在7月下旬便去外文局报到过一次， 被当时的办公室李主任劝回。我至今记得他坐在木制靠背椅里，侧头看着我们，表情就是那种做人事毫无不妥上下打量人的习惯，令我感到非常不舒服。他当场回绝了我俩的请求，直截了地说8月份再来报到。

工作单位难道不需要我们吗？那为何还偏偏挑选我们来？在那个大学生非常稀缺的年代，改革开放后上大学的这批77-78届的新大学生被称为时代骄子，我们骄傲地误认为，每个单位都在抢着要这些新大学生。

李主任说的理由是，七月来报到，还要多发我们半个月的工资。他的这番话又给我们的不满情绪“火上添油”。但对于个人来说，又能怎样呢？

这等待上班期间，我回了一趟学校，在学生宿舍见到一些还没搬走的同学，他们有的家在外地，有些人在为留北京工作四处找门路。

还有和外国人谈恋爱进展顺利，将办理出国手续。我们大学里和中国学生谈恋爱的外国留学生是认真严肃的，是真的准备和中国人结婚。我认识的几位女生都如愿以偿，婚后便和外国丈夫出国了。

留在学校中的同学们每个人都在焦虑中，不知未来，心中迷茫。想到我在国家单位有一份比较安稳的工作，从8月份就可以挣工资，从此自己在经济上可以独立了，便不再纠结于“所学非所用”的不甘心。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在对比的另一面镜子中，自己想开想通，找到内心的平衡。

↑我上班时只拍过一张合影，我站在中间C位。这张外文局大楼照片从网络上下载，楼外墙已翻新过两次，只有门洞还保持着原来的模样。

在办公室如坐针毡

外文局的办公大楼于50年代建成，是典型的苏式风格，从中间宽大的楼梯上楼后，再一东一西分别通向两边的走廊。

像当时几乎所有的机关单位一样，一条常常通向东西两头的水泥地面走道两旁，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办公室，每个门框上都挂着一个个小木牌，上面标出各个科室的名称。

由于是夏天，每个房门都打开着，我看到里面都是低着头工作的干部们，没有人们所描述的“一张报纸一杯茶”的办公室风景。在22岁年轻人的眼里，他们都是穿着很土的那种老知识分子，女人梳着齐耳短发，男人的头顶有些秃了。

我心中有些伤感，今后就要和这些“叔叔阿姨”们一起工作了。但我也知道中国老话：“肩膀齐为兄弟。”一起工作就不能再按辈分称呼了。

中国报道社位于三层最顶头，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放在楼道里的墨绿色乒乓球台子，这是那个年代许多机关单位的办公标配。

我怀着揣揣不安的心情走进翻译组办公室，在一间大约三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透过三扇玻璃窗，可以看到窗外的树叶，听到楼外自由市场喧闹掺杂着叫卖的人声和自行车的铃声。还有面朝房间放在门口的电扇发出的“嗡嗡”声音。

我们报到的第一天，办公室里坐着十来个人，我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一头白发的老廖，办公室里没有年轻面孔，只有一名女同志，所有的人穿的都是单色有领子的衬衫。那个年代还不知道何为T恤衫。

在这间阳光充足的办公室里，有人在打老式的打字机，手指头在上面翻飞，房间里回荡着“噼噼啪啪”的声音。有人在埋头看长长的纸张，还有两个人在做校对，一个读一个看。大家都面对面在干活，没有人抬头注意新人的到来。

办公室的人将我们介绍给老同志们。他们脸上的表情是很淡漠的，仿佛是办公室来了别人家的亲戚，事不关己。

一位坐在办公室最里面角落的老同志站起来向我们走来，又高又瘦又黑，一脸皱纹和花白头发，他便是翻译组的组长邹国相，他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牙微笑说欢迎。其实他当时也就是40多岁，但在我们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眼里，他是一个快退休的老头子。

可能是因为长期从事文字的伏案工作，办公室里的人似乎都佝偻着腰，行为举止透出典型的知识分子特色。

对于我们的到来，这些老同志们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大多是微微地侧了一下身子点了一下头，表示欢迎。只有一位坐在办公室门口的男士比较热情，用上海普通话对我们表示欢迎。

后来我得知，这个叫王士荣的上海人是这个办公室里最年轻的，妻子是部队医院脑外科医生，刚生了一个儿子，每天都喜气洋洋，脚步轻快进入办公室。他的家距离外文局步行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因此他都是回家吃午饭和午睡。

上班第一天在煎熬中度过，我和小王都没有啥事可做，也不敢说话，就干坐在有靠背的硬木椅上犹如坐针毡。

每个人都有一个办公桌，那种老式的木制办公桌拼成了各种组合，坐的方向都是面对面，低头不见抬头见，这样的办公环境设计让我感到很别扭。

我的办公桌在过道处，来来往往的人都从我身后走过，哪怕他们的脚步很轻，都会让我有一种背若芒刺的不舒服。小王坐在背靠墙的位置，每次抬头都能看到那些老同志，谁来谁走都在眼前晃动。

办公室里无人有靠背和坐垫，桌子上除了放打字机和打字纸，没有任何如照片和小摆设等私人物品。

幸好我和小王的办公桌拼在一起，我俩有时一抬头看到对方，那一瞬间露出“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会心一笑。

那一天只有上厕所令人感到很愉快。楼道里的厕所挂着印有红字“男女”的半截门帘，从里面散发出特有的味道，厕所是蹲坑，拉水箱有用木把做成的拉绳。

不叫老师直呼大名

十点钟是工间操时间，我和小王跑到楼顶空地去做操。回到办公室后，邹组长问我俩去哪里了。我说去楼顶了，他警告说今后不要再去那里，文革时有些人就是从那里跳楼自杀的。

这个警告听得我胆颤心惊，感到楼里面都充满了恐惧。后来每当老同志之间吵架时急了眼，便会嚷嚷出文革时的一连串故事。“谁不知道你当时……"

作为从学校来的新人，我们最初叫老同志老师，坐在窗口的一个人说：“这里没有老师。”这位叫陆彬生的上海人是世界语翻译水平最高的人，负责把关最后一道翻译稿件。

其实，这些在我们眼里的老同志当时并不老，正是40多岁年富力强。他们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来自东北的大学毕业生和来自上海大学还没毕业的学生，他们服从国家的安排，去广播学院世界语班学习世界语。

第二种人被称为香山学员，是外文局在文革前从全国各地大学落榜生中挑选，安排在在香山办的外语班学习。

我和小王则成为第三种人，改革开放后考上大学的新一代大学生。

老同志们都是老同学，因此彼此之间叫名字，我和小王也就跟着称呼他们的大名了，有时候也还会跟着叫外号。

陆彬生是办公室里说话最多的人，因此大家叫他鸭子。他叫我们两个年轻人小鸭子说：“来到翻译部都是鸭子，谁也别想逃。后来我们也就跟着大家一起叫他鸭子。

机关里的集体宿舍

我和小王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透气的好地方，办公楼后面菜窖旁边有一个空地可以做操，从那里可以看到后院外国专家居住的小洋楼，还有一个集体宿舍楼。

小王工作后不久便申请结婚住房，根据她家居住条件拥挤的状况，单位给她在这栋集体宿舍二楼分配到一间北房作为婚房，我也因此第一次走进这座宿舍楼。

像那个年代许多筒子楼一样，整个楼道黑乎乎的，两边放着各家各户的瓶装煤气罐、简易灶台和用砖头搭起来放一块板子的厨房操作台。

小王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她住的那个房间在公用洗漱间旁，多半面墙壁是湿漉漉的，窗外是和公用洗漱间连通的常年见不到光的凉台。

小王说：“邻居们吵架嗓门很大，每当那个时候，我就大声地唱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无人关注无人能够听到。”

位于楼道中间的男女混用厕所奇臭无比。进门前喊一声“有人吗？”每个门上有一个用铁挂钩做成的“锁”，从门上露出的大缝中，可以看到走廊里来回走动的人。

小王亲眼见到有的住户尿盆直接倒到洗漱间的公用水池里，然后直接冲水倒在大家洗菜用的长条水池里。

好在小王不用做饭，一天三顿可以吃机关食堂，每周六中午可以在机关澡堂洗澡。

回忆就像一棵树，经常会遇到中间长出的枝枝杈杈，在不由自主中不断添加许多故事和细节。

第一天上班时的午饭时间，我见识了外文局的食堂。大厅里很黑，乌压压地排着几条长长的队伍，每个人手里拿着饭盆，不同科室的人相互之间大声说话，人们要把在办公室里憋了几个小时的话在这里一吐为快。

我感到有些吓人的是，打饭窗口外有三层又窄又陡的台阶，每个人打完饭都小心翼翼地转身下台阶，手中稳稳地端着盛着饭菜的饭盆，生怕滑倒摔下洒了饭菜。我们当时是打饭后回到办公室吃，忘记吃什么了，都是米饭馒头和家常菜，吃得很简单又很快。

午饭后，办公室的老同志们都趴在桌子上休息，我和小王便借着这个机会走出办公楼，到自由市场一条街瞎逛。我对小王说，我感到坐在那里人都僵硬了 ，很难想象将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生存下去。

自由市场成为我俩大声自由交流的地方。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有一个老男人总是跟在我俩身边，有时还搭话。我很害怕，汇报给办公室的老同志，他们说这个人是西班牙组的人，是个神经病，千万不要理他。我俩中午也不再逛自由市场了。

新大学生当勤杂工

新人新气象，新人干活多，但都不是与编辑部业务有关的工作，因为杂志的翻译工作人手足够，新大学生的到来，只能是在本来就不够分配的工作量中又添了一张口。

年轻人进了新单位，总是希望好好表现。我发现办公室的工作环境比较脏乱，于是每天一大早，便骑车第一个到达办公室，擦桌子、拖地板，然后拿着四个八磅的铁皮热水瓶，到一层的开水间去打水。

开水间里一排水龙头下都包着纱布，防止热水溅出来。在这个热气腾腾的屋子里，我的眼镜一进去便被糊住。

有一天，我站在水房外面排队时，遇到一个说话很和气的小伙子。他让我站在外面等他，他拎起我的四个暖水瓶进水房，打满水后出来交给我，并自我介绍说姓杨，在四层《中国建设》杂志工作，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

小杨是上海人，因此在后院的宿舍楼住集体宿舍，那里便成为年轻人聚会的场所。我很羡慕他工作上所学能所用，将新闻专业所学知识用在工作中，他绘声绘色给我讲采访钢琴家叶小刚的精彩故事。

除了做勤杂事，我还负责去王府井大街打字机修理行，送去损坏了的打字机，取回修理好的打字机。每一次去都是乘坐103无轨电车，现在看到103电车，还会想起那段年轻不怕累的日子，在车上抱着打字机，在拥挤的乘客中挤来挤去。

这些打字机太老了，三天两头就发生故障。有些打字机像电影里外国女秘书用的笨重机子，李老师还给我和小王做示范， 并像他一样，手指在键盘上敲成小榔头，每一字敲落在纸上，都发出清脆的声音。

还有一些色彩鲜艳的小打字机，据说是从罗马尼亚进口，但敲打起来声音很闷，回车时发出“咔咔”的响声，经常卡壳，需要奋力使劲扳才能返回。

负责办理人生大事

我上班后不久，便为两位从未见过面的退休老世界语者操办丧事。

第一次去婚丧店里买丧事请柬，一个其他编辑部新分来的大学生和我一起去的。店里男服务员很热情地给我们推荐喜庆的红色请柬，我说不好，那人说，对好看呀，你俩办婚事用这套最合适。我看到那个小伙子脸都红了，说明是办丧事用的。

后来那个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伙子说，他也没想到，刚来工作就给人办丧事。我说有活干就挺好，就可以记工分，在第一年每月46元的工资中增加一些数额。

他问我做编辑没有补助吗？我说还不会世界语，在翻译组根本没有工作可做，只能干这些打杂的事。他说了一句话：你四年大学白读了，应该想办法在局里调动工作，《北京周报》等都有法语版。调动工作谈何容易！

我除了负责采购物品，在八宝山布置灵堂，在接待工作中搀扶前来参加遗体告别的老同志，忙前忙后完成了任务，赢得了编辑部人们的夸奖。邹组长在表扬我后说了一句话：“你很能干，办得不错，我们这些人的后事今后都交给你了。”听得我心惊胆颤。

2021年12月12日，我接到小王的微信，84岁的邹组长因病去世，他退休前已经是中国报道社副社长。这一次，我没有去完成邹组长39年前交给我的工作。

学世界语做校对

为了让我们这些新来的大学生能够投入业务工作，中国报道社将我们送到外国语大学，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世界语爱好者一起，脱产一年学习世界语。对于学法语的人来说，学世界语简直太简单了。

一年后我又回到外文局。自从我和小王进入世界语翻译组之后，再也没有来新人。做一本杂志的翻译工作，僧多粥少，老同志人多工作量不够分，给新人修改翻译稿件比自己做还累。

我和小王被分配做校对工作。由于《中国报道》杂志是月刊，因此每个月都要去工厂看长条，也就是杂志出版前最后的校样。

在我们旁边坐着《北京周报》的老编辑们，头发都秃了。世界语翻译组的老同志对我说，做月刊比做周刊轻松，你就好好在这里干吧，别想跳槽，否则会变成他们那个样子。

有一次，我和小王俩做对读校对，在同一张长条上有一个错误，我俩谁也看不出来。老同事一看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世界语的 li 被工人错打成 il。世界语和法语字母虽然换了一个位置，但意思是一样的，都是阳性人称代词“他”。对于学法语的人来说，il就是对的?。但在校对工作中，这就是工作中的错误，是要被批评的。

邹组长说，做校对就是“捉小鬼。” 我们不能放过一个“小鬼”，尤其世界语杂志是对外宣传的工具，更不能出一丝一毫的错误。邹组长的话一直影响着我在从事文字工作中生怕放走“小鬼”犯错误。

结交中外新朋友

我们两个新大学生的工作之一是和国外世界语者通信，领导分配给我一个德国世界语者。在我们的通信中得知，他是德累斯顿大学的数学教授，我告诉他，我的数学很差，他说不必担心，我们不聊数学，只交流工作和生活。

后来这个德国老教授带全家人来到北京，参加世界语大会，两个世界语者终于在大会上见了面。其实，我俩的世界语口语都很差，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带他们全家去颐和园和前门，吃了中餐，买了布鞋。老教授全家人都很开心。

在工作中，我逐渐结识了中国报道社其他部门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在编辑部工作，经常到各地去采访，见了很多世面，写出的中文稿件由翻译组译成世界语。

他们看不懂世界语，但会抱怨说，无论他们绞尽脑汁写出什么样的精彩文章，到了翻译组这些老翻译手中，都会被翻译走了样。

但我因学了世界语，能看懂那些老翻译的文笔，有些翻译得的确达到“信达雅”的水平，我不知道自己何时能达到这样的水平。

翻译组没有活干，我便在单位里到处找活干。我去图书组希望校对书稿，一边看书一边学习。对外出版的图书要求很严格，不能出半点差错，因此不能让我这个新人做校对。

图书组没有年轻人，很欢迎我去和他们聊天，还允许我给他们的书稿打字，总是夸我打得干净整齐错别字少。

编辑部的赵振开有一天找到我，听说我打字快又好错误少，问我是否可以帮他打英文诗，在此之前，我从未和他说过话。我每次拿到赵振开给我的手写诗句后，下班后便留在办公室打字。

办公室的老同志们从来都是到点便回家，没有人加班加点工作，因此我一个在办公室很自在，父母也误以为我“加班”是被重用了。

我把打好的英文诗隔天还给赵振开，他按照事先说好的，按照每页6毛钱付我钱。

原来还可以这样挣到额外的一笔钱。只要有心就能找到。我又在中国报道社发行部门找到一份下班后可以挣到外快的工作：写一个信封给一分钱，装一份杂志给一分钱，用浆糊封上口给一分钱。

在办公室里发飙了

年轻人精力充沛，我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打扫卫生和打开水，从事一些人力所能及的工作，干得多便发生了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

小王多年来一直记得我在办公室里的两件“壮举”。她说：“你在大办公室说，你们大院有人介绍住家保姆。话音未落，韩明阳脱口而出，你们大院是人贩子！你 当时正在削苹果，愤然抓起苹果皮抛向他。”

从此之后，那位“香山学员”韩和我结了仇，很快又发生了西瓜事件。

炎热夏日的一天，外文局运来西瓜，分配给每人6个，办公室来电话，让大家尽快下楼去取。

办公室共用电话就放在我旁边，于是我在办公室大声说了此事。有这样的好事，大家便都急忙离开座位，下楼去拿西瓜。只有韩阴阳怪气地说：“为什么不给送到办公室？我不下楼去拿。”我问他，是不是确定不要西瓜，他说不送上来就不要。

我心想那六个西瓜不能浪费，拿到办公室大家可以分了吃。正在我摩拳擦掌准备给大家切西瓜时，韩又张口说这是他的西瓜，凭什么给大家吃。我一听就来了气说，你不是不要了吗？他死皮赖脸地说，我的西瓜我当然要。

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在办公室发飙了，抱起一个西瓜就向他头上扔过去，“给你。”我喊道。我像传篮球一样，两眼看着前方，只回身不回头，抱起一个又一个朝他扔去。

办公室里静极了，大家都在看着这出大戏。六个西瓜扔完了，有人递给我热水瓶，我一摸感觉不对，与此同时有人一把揪住了我的胳膊，才避免了一次“惨剧”。这场西瓜大战结束了，地上和桌上洒满碎了的西瓜。

这件事在中国报道社传开了，大家都说那个姓韩的最不是东西，不敢招惹老同志，竟然欺负年轻姑娘，欠揍，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韩到处犯欠。一次他和小王喋喋不休，惹得小王很生气。有老同志给小王支招如何对付他：“你要叫人打他 他就怕了。”

小王回到办公室，韩又开始没完没了。小王就说: “你不要说了，影响其他人工作，下班5:30，我在紫竹院门口等你。”

在中间休息时，小王在大门口外看见一个一头尖的金属长条扁片，心中灵机一动捡起来，回到办公室后往办公桌上一扔，扭头出去了……

后来便发生了“捅刀子告状”事件。

看到小王离开办公室， 韩站起来对大家说 她要用刀子杀我，你们看看，刀子尖头冲着我的方向。

韩又去办公室告状，要求人身安全，说小王要叫流氓打他，还要用刀子捅他……

心明眼亮的办公室主任王锡符当场批评他，四十多岁的人不好好工作，总是无理取闹……

于是韩又去外文局保卫处告状，最后这事儿不了了之。

折腾一番终于“跳槽”

在外文局工作的日子里，我结交了许多朋友，经常一起打牌、玩耍。一次听说负责计划生育的女同志因工作成绩出色而收到奖金，我们便嚷嚷让她请客，她很爽快地带这些未怀孕的年轻人去路边摊，那是我第一次吃羊肉串。

工作上无活儿可做，轻松自在无压力。但在我心中，非常渴望有活干能做事。更希望像编辑部那些记者一样，走遍全国各地采访见世面。

我在中国报道社悠闲的时间里，在工作时间坐在办公室，读了世界语版的《青春之歌》、以及《安徒生童话》等书籍，倍感青春的宝贵，时不我待，人生不能虚度。

我渴望有活干，希望进步成长。特别是听到一些同学在工作中已有成绩，如出了书，有些在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这样碌碌无为地混日子了。

我开始寻找与法语有关的工作单位，父母也开始托人帮我打听，但得到的回复都是“不要女的。”

我曾经去位于白家庄的外企服务公司，希望能参加考试。招聘办公室一位40多岁的男人看着我说：“你不行。”我问为什么？他毫不客气地说：“你戴眼镜，外国人不喜欢；身高不够，外国人不喜欢。”

老外难道只看外表吗？我坚持问，能不能我先参加考试，将考试成绩放在服务局，也许有些公司需要法语专业的年轻人。那个中年男又说了一句更狠的话：“你这样的人卖不出去。” 我扭头离开，狠狠摔了门。

几年后，在一次采访外企服务公司庆祝十周年活动中，我对一位负责人讲了自己在这里的遭遇。那位负责人很夸张地问：谁呀？你告诉我，他长得什么样？我们要查查。

有心开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我终于找到新单位后，中国报道社不同意放人。办公室主任找我谈话，说我已成为社里重点培养的干部。当我拿着报纸上刊登的关于人才流动的文章给邹组长，他恨恨地说：你也配算人才？

看我坚持要离开，又接到了警告：”你活着是这儿的人，死了是这的鬼，你这样闹将记录进档案，将来没有哪个单位敢要你。”至今，我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是否记录下这一条。

1985年5月，我终于离开了学习和工作了近三年的中国报道社，小王告诉我，自我离开之后，编辑部的许多年轻人也纷纷“跳槽”了。领导对此大为恼火，说都是我带的“好”头。

我至今还记得中国报道社1978年分配来的一些大学生们：

少言寡语的陈宝和毕业于人大中文系，他每天晚上在单位吃完饭，然后去夜校学英语。当时社会上流行外语夜校，大多在中学教室里上课，老师也都是外语院校的新大学毕业生，主要是辅导听说能力。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是夜校老师，她说这份外快比在单位上班挣得多的多，特值。可惜当时想学法语的学生不多，也无人学习世界语，否则我也可以去夜校兼职挣外快了。陈宝和后来和报道社一个性格外向的女人结婚去了英国。我现在还能想起他站在桌前，像是在思考问题的神情。

来自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小赖又黑又瘦，梳着一头又乱又长的头发，喜欢喝酒一喝就醉。有一次他酒后回到办公室，躺在进门处唯一的沙发上睡了一下午。我下班路过编辑部办公室，看到小赖还躺在沙发上昏睡，一只脚耷拉在沙发外。我好心走进去，想把他的那只脚放到沙发上，却被他在睡梦中一脚踢到心口窝。

小赖喜欢交朋友，一次请大家去他家吃饭打牌。最引人注意的是，小小的房间里放着一口像农村存水的大缸，他说女儿小不会走路，放在床上乱爬怕掉下来，在大缸里站着，缸边很滑，小孩爬不出来，小赖两口子放心玩耍。

这间外文局分的小房间还经常接待外地来的朋友，朋友睡床上，小赖两口子睡床下，天然双人床。小赖后来去中新社当了摄影记者。

分配在世界语出版社的刘小平毕业于人大历史系，上大学前曾经在山西插队。他长着一副很憨厚老实的模样，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让人感到是一位可以信赖的大哥。

一次刘小平说起好几年前见过我，很害羞的样子，现在完全变了。我说他瞎编，从来没有见过他。他问我是不是有一次去李振义家，见到一个人在低头吭哧吭哧做木工活儿。“我在打结婚家具。”他说。

李振义曾经是我们院里发小头儿，我父母被关进学习班时，她很照顾我，还给我洗头。原来刘小平是发小的丈夫呀。

世界真小！

刘小平岁数比我和小王大许多，又在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多年，有丰富的社会历练喝人生经验，他会给我们提出善意的忠告。可以说，刘小平是我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社会大学“老师。但我不是好学生，本性难移，路见不平还是忍不住要管一管。

刘小平后来也和太太去了英国，一次他回国相约，我问起在国外混得如何。他说在英国做生意卖衣服，特别是旗袍很好卖。他说：“老外女人不像中国女人一定要好身材才敢穿旗袍。她们不管身材怎样，喜欢就买，穿起来前挺后撅，对着镜子美美地说：very beautiful. ”

才女张梅芝是人大中文系毕业，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看人专注。她也曾经邀请大家去家中做客，当时她女儿三毛还是小娃娃，如今已经结婚生女。张梅芝后来进入中国报道社领导班子，担任副总编，再后来被派去中国网担任总编辑直到退休。她被小王评为 “好人。”

赵振开=北岛

我还想特别讲一下赵振开的故事。他虽然不是78级新来的大学生，但却是在那个年代被大学生狂热追捧的诗人。然而，我虽然能经常看到他在办公室伏案工作，读过那个年代北岛写的朦胧诗，如诗作“网”，却浑然不知他就是作者本人。

我离开中国报道社后的一天，读到一篇文章，介绍朦胧诗代表人物北岛。照片上那个身材消瘦的高个子男人让我如梦初醒，我只知道他的大名赵振开，北岛是诗人芒克给他起的笔名，原来我在打字机上敲出来的一个个字母就是北岛诗作的英文版！

小王是我们那批78级大学生中少数留下，并在中国报道社一直工作干到退休的人。因疫情被滞留在国外的小王说：“傻傻的一辈子过来了，真的不想留下一字半句， 想多了都是泪……”

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退休，时间仿佛一晃就过去了。在中国报道社工作的三年故事说不完。就让我用北岛的那首名诗《一切》结束这篇文字吧。

《一切》

一切都是命运

一切都是烟云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

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

一切语言都是重复

一切交往都是初逢

一切爱情都在心里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

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