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素材汇编
目 录
1.陈晋：
1949—1976：怎样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成就与失误 1
2.罗平汉：
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奋斗历程及启示 11
3.孝感市史志研究中心：
敢教日月换新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7
4.陈金彪：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匠精神的形成 19
5.湖州师范学院王景新：推动历史社会变主革义革探命索和建发设展时道
期党路对“三农”工作的领导 29
1949—1976：怎样看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的成就与失误
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新中国。在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历史任务是搞建设，因而从1949年到1976年，又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设的目标，是搞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赶上世界的现代化潮流。
但是，怎样搞建设？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现代化， 怎样才能追赶世界的现代化潮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全新的时代要求， 全新的时代课题。由于没有经验，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摸索着尽最大努力去问、去学、去试、去做。这样一个过程，人们称之为探索。
探索从学习开始
新中国的探索，是在怎样的国际背景下展开的呢？
新中国的治国理政，始终把独立、自主、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并且有挥之不去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一个国家的利益，还包括尊严。如果失去了尊严，这个国家的其他利益都可能被强大的敌视者按自己的愿望作最大限度地索取。这些，便成为新中国在探索建设道路的起点上一种基础性的情结。
那时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局面。1960年5月27日，英国皇家元帅蒙哥马利在上海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着重询问毛泽东对当时的国际局势的看法。毛泽东在回答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 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所以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 蒙哥马利说：“西方世界的领袖是美国，现在西方国家怕被这个领袖领到战争中去。我们必须把这样一种情况改过来，即西方集团的领袖跟东方集团两个最大的国家根本谈不拢。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受到怀疑。”毛泽东说：“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就不可能改变局势。”
“冷战共处”这个看法很独到，属于毛泽东对新中国面临的世界格局和走势的重大判断。正是基于这个判断，如何处理中苏和中美关系，始终摆在新中国国际战略的突出位置。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尽管在革命年代有过一些不那么愉快的事情，但毕竟意识形态相同。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又大力援助中国搞建设，那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也欣欣向荣，中苏结盟是可靠有效的。中国的探索，是从向苏联学习开始的。
这种学习，事实上从准备成立新中国的时候就开始了。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时，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学习清单，包括苏联的国家组织、苏联经济的计划与管理、苏联的文化教育、党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组织4个方面，一共30个细目，大到怎样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小到实行什么样的税收制度，乃至学校课程的安排。总之，是要弄清楚苏联方面是怎样治国理政的，好搬到中国来运用。
在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向苏联学习就更具体了。1952年，在准备编制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时，中国政府学习讨论了苏联编制五年计划的书籍，搞了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8月间，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这些在中央政府主管经济建设的领导人，带着一批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先后到达莫斯科。他们拿出《草案》向苏联专家征求意见，苏联的专家们看后认为，这个所谓《草案》，不仅不是计划，即使作为指令也不够。于是，只好先务虚“上课”。苏联计划委员会有14个副主席，每个人都来给中国政府代表团上课，讲解应该怎样编制经济建设计划。
大工业的景象让人们激动，也使人们感到格外新奇。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 他们投入的显然是一种完全陌生的事业。为此，曾有3000多名苏联顾问和专家来中国帮助建设。他们带来了技术和设备，手把手地教一些昨天还是农民的青年工人怎样操作机床。
与此同时，学习俄语和苏联文化成为中国城里人的时髦。电影院里放的是苏联的电影，书店里摆满了苏联的书籍，几乎每一个青年学生都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熟悉《卓亚和苏拉的故事》，几乎每个城里人都会唱几首像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样的苏联歌曲。人们真诚地相信，苏联就是大工业的榜样。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但是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出现的三种情况，让中国人警觉起来。一是全盘照办，机械学习。比如，苏联的文化组织中，只有作家协会（简称“作协”）， 没有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
1954年，有人就想以此为依据取消文联，毛泽东觉得不妥，文联才得以保
留。还有，苏联医学专家们一度认为，吃鸡蛋对人的身体有害，结果，中国的医生就建议中央领导人不要吃鸡蛋。二是发现苏联的模式也不是尽善尽美，也是有缺点的。三是在学习过程中，苏联难免摆谱，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指手画脚。 由此，中国从1956年开始，决定走自己的路，去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随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开始争论，相互攻击，最后导致国家关系破裂，以至于在1969年爆发了中苏边境冲突。中国也不可能向苏联学习了。
那时候，苏联搞社会主义已经40多年，有了固定的模式和不小的成绩，还反思了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在冷战背景下，拥有了与美国抗衡的大国地位。中苏关系开始走向破裂时，中国搞建设才10年左右，正在千辛万苦地探索自己的道路，不仅自身贫弱，面对的国际压力也很大。因而，双方的论战实际上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和经验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审视对方、看待世界。
邓小平后来说，自己在这场争论中“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他在1989年对这场中苏关系的破裂作了客观到位的解释和评论：双方争论的实质， 是如何看待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都没有搞清楚；希望马克思、列宁为他们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出现的新问题提供现成答案，这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感受中，更实质的问题是不平等，观点不合， 苏联就撤销援助，进而恶化国家关系，让中国原本困难的经济雪上加霜，使“中国人感到受屈辱”。由此，站在各自立场的中苏论战，双方都难免讲了不少空话和过头话。
出现分歧是必然的，有没有可能避免国家关系破裂呢？今天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各走各的路不就行了吗？但在当年，处于东西方尖锐对峙的冷战格局中，无论中共还是苏共，都很难达到今天的认识水平，很难保持心平气和的心态。
再看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
对美国，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抱有很大好感，和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相处甚好。由于美国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帮助国民党政权，使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印象急剧恶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特别是美国在1950年年初还宣布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6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就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中国不得不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中美关系从此彻底对立。一直到1971年，由于中苏关系紧张、美苏争霸加剧， 中美双方互有需求，中美关系才开始解冻。
中美关系长达20余年的对立，使中国一直被西方世界拒绝。美国对中国采取的遏制和孤立政策，除了战争威胁，还有经济上的封锁。西方主流政治家大多认为，新中国没有能力自给自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甚至表示：“正是在对华经济关系领域中，美国具有对付中共政权的最有效的武器。”
美国是怎样使用这件“武器”的呢？说起来真是恍若隔世。今天的美国， 是多么希望中国购买自己能够出口的产品！但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不仅拒绝向中国运销自己的产品，还反对别的国家向中国出口。比如，1953年2月，中国经波兰租船公司租得芬兰籍油船“维马号”，从罗马尼亚运载1.02万吨煤油到上海。美国知道后，先是要求芬兰政府制止“维马号”油船驶往中国，接着又要求土耳其政府就地扣留该船，但均未得逞，美国政府最后甚至考虑让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军舰击沉“维马号”油船。这一事件拖了几个月，尽管中国政府想了多种办法，想让该油船驶向中国内地港口，但都未能如愿。最后，“维马号” 油船的船东竟然私自把中国进口的这批煤油全部卖掉了。中国不仅失去了这单生意，还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
那时的中国，努力走向世界，但事实上只能走向半个世界。这对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不能说没有影响。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没有放弃向西方学习的努力。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谈话时是这样表达的：“搞社会主义还要积累经验，苏联、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的经验，我们都愿意接受。”在同西方国家交往很少的情况下，接受他们的建设经验，显然缺少渠道，很不现实。但毛泽东还是心向往之。
直到1972年和1973年，中国相继和一批西方发达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交往才多了起来，开始大批量地引进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设备， 包括一些管理经验。
在探索中干了什么大事
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时期的探索，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巩固新政权，刷新旧国风。通俗地讲，就是通过社会改造， 塑造不同于旧中国的新的社会关系和文明价值取向。
就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过去告别。首先是中国大陆从此告别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分裂局面，让中国大陆实现了完全统一。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还实现了56个民族的团结。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
过的事情。
紧接着，是进行社会动员，让人们发自内心地热爱自己的国家。
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事实上把所有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奇迹般地调动了起来。
当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人们加班加点地工作，把增产增收的东西捐献出来换成飞机大炮，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比如，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通过增加产量、捡废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一架“石景山钢铁厂号”飞机；四川简阳县种棉花的农民发起一斤棉捐献运动，在两个月内捐献了两架“棉农号”飞机。中小学生们也通过放学后捡稻穗和麦穗、打柴火换来的零钱，捐献了“儿童号”和“中国少年先锋号”飞机。许多民族资本家也不甘落后，最多的是上海著名的荣氏家族，捐出了7架飞机。青海塔尔寺的僧人，也出现在爱国捐款的队伍里。据抗美援朝总会的数据，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各界人士组织的捐款，就达到55656多亿元（旧币），折合战斗机3710架。
赶赴前线采访的作家魏巍发表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至今还被选进一些中学课文。新中国的几代人，都把自己对朝鲜战争的感受，把一个民族的尊严， 把一个民族的和平愿望，浓缩进了这篇报告文学，浓缩进了电影《英雄儿女》和《上甘岭》，浓缩进了“风烟滚滚唱英雄”和“一条大河波浪宽”这样的歌声
经历大变局后，普通人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日子怎么过。渐渐地，对那些渴望改变现状的人来说，他们的日子果然开始向过去的模样告别。
流离失所的游民和乞丐，开始被政府收容安置，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对居住在北京天桥附近龙须沟旁边的贫民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大感受， 是告别了臭气熏天、蚊蝇丛生的居住环境。作家老舍在《龙须沟》中借用大杂院里市民的话说：人民政府真是咱们穷人自个儿的政府，王府井大街不修，西单牌楼不修，先给咱们来修这条几十年没人管过的臭沟。
新政权在清理旧社会顽疾方面，更是雷厉风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投入150万兵力，进入各地边远乡村、深山老林剿匪，肃清了遗祸中国人民的匪患；在北方，则取缔了各种封建迷信的会道门组织，仅山西一省就有8万多群众退出各种会道门，北京则逮捕了100多个“一贯道”骨干；对那些吸食鸦片烟毒的瘾君子来说，日子也不好过了，因为政府通令严禁鸦片买卖，坚决采取措施收缴烟土
毒品，禁绝鸦片种植，制贩烟毒者从严治罪；妓女曾经是司空见惯的职业，也被挡在了新社会门槛的外面，全国各大城市下令封闭妓院，政府还专门成立妇女生产教养院，让她们获得新生。
对中国妇女来说，随着1950年《婚姻法》的实施，她们获得了真正的解放。这部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包办婚姻和一夫多妻制， 推行自由恋爱和男女平等。恩格斯说过，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妇女地位的空前转变，使“解放”的内涵延伸到了社会细胞之中。不少妇女因为对婚姻不满或受到虐待而要求离婚。那些还没有结婚的青年男女，最喜欢看的小说，是赵树理的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最喜欢看的戏曲，是评剧《刘巧儿》。
《刘巧儿》里面有一段唱词，表达了青年男女对爱情和幸福的重新理解： “从那天看见他，心里头放不下呀，因此上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呀。但愿这个年轻的人呐，他也把我爱呀。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我们学文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争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呀。”
新的社会价值观和文明风尚渐渐树立起来。比如，移风易俗，反对愚昧迷信；强调社会平等，人民当家作主；倡导识字运动，推进义务教育；推崇艰苦奋斗、劳动至上的价值观；等等。这些，事实上都属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前提和文化准备。
探索中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按既定目标，让新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从而为中华民族赶上时代潮流，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构筑基本制度，提供政治前提。
新中国的成立，不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那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就是像苏联那样，改变生产关系，让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都成为公有制，搞计划经济，大家一起按劳分配。而1949年的现实国情还不允许这样搞。
到1952年，国家经济以没有预料到的速度得以全面恢复，社会的经济运行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有经济占据了市场的主动权。于是，在1953年到1956 年之间，中国盛行一个政治名词，叫“一化三改”。“一化”，就是工业化， 这是目标，是主体。“三改”，就是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被称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的背后，蕴含了当时中国对现代化进程的新构想——通过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提高，来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从而进入社会主义。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就是在农村搞农业合作化。1952年，河北燕山山脉的村落里传出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王国藩的农民。他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一个初级社，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1/4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人们就称他们是“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正是靠这3条驴腿，这个初级合作社第二年就发展到了83户，粮食亩产量从120 多斤增长到了300多斤。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在1955年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里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就在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的时候，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高潮。看到几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对人说，他现在很高兴，甚至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还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使中国的情况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到1956年年底，全国已有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与此同时，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很顺利。
比较复杂的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府采取的办法，不是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过的那样，也不像苏联实际搞的那样进行无偿的没收和剥夺，而是搞公私合营、和平赎买。这种办法可以减少社会震动。
当然，一些经营得还不错的，特别是资产规模比较大的工商业者，对搞公私合营，心里难免忐忑和犹豫。为此，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作，两次邀请工商界代表座谈，希望大家能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还说，国家富强，是“共同的富，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表示：“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
公私合营后，私方除参与企业管理外，政府还按资产付给资本家利息。究竟付多少利息合适呢？大多数资本家都抱着“争三望四”的心态。用他们的话讲，是“三厘稍低，四厘不好讲，五厘不敢想”。结果政府一律给他们定息为5%，从1956年1月算起，付定息期限为7年，后来又决定延长到10年。最后，1966 年9月定息取消。这是出乎多数资本家意料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方法确实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巨大创造。
从1953年到1956年底，用了4年左右的时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的
任务。从那时起，中国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门槛。
怎样看这件大事？今天人们的认识有三点。一是在保证经济发展、社会稳 定的情况下，以和平赎买的温和方式，实现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 革，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二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确实也有缺点 和偏差。主要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遗留下诸如社会层面的经济创造不活跃这样一些问题。三是在政治制度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今天的中国也在坚持和 发展的基本制度。
探索中做的第三件大事，是促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高社会生产力，基本上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条件，用当时的话来说，叫作“一穷二白”。所谓“穷”，是指生活水平低、生产力水平低，具体表现为粮食少、钢铁少、机器少；“白”指人民接受教育的程度低，存在大量不识字的文盲， 全社会科学文化水平不高。
一个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强大不起来的。1953年第一天到来的时候，新中国前行的脚步出现了新的音符。《人民日报》这天的社论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第一个五年计划”，还说：“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从1953年到1957年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包括钢铁、煤炭、炼油、机械、飞机、汽车、发电各个工业领域。
鞍山钢铁公司是新中国成立前最大的钢铁厂。建厂前，此地是一片废墟， 日本人走的时候断言，今后的鞍钢只有种高粱了，要恢复生产，必须要20年的时间。然而，江山易手，情况便是两样。鞍钢不仅很快恢复了生产，1953年还新建了无缝钢管厂和大型轧钢厂，生产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根无缝钢管。
还有新建的长春第一汽车厂，1956年便生产出第一批解放牌汽车，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后来人们专门编了一首《老司机》的歌曲来表达当时的心情：
“五十岁的老司机我笑哇笑脸扬啊，拉起了手风琴咱们唠唠家常，想当年我十八就学会开汽车呀，摆弄那外国车呀，我是个老内行呀，可就是呀没见过呀中国车呀啥模样啊，盼星星盼月亮，盼的这国产汽车真就出了厂 ”
值得一说的还有，为了应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预防战争，同时解决历
史上造成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从1965年起，把一些重工业产业逐步向西部延伸，在过去比较落后的西南和西北，建设了一大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矿企业和交通设施。比如，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甘肃酒泉钢铁厂、成昆铁路、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成都航空工业基地、西北航空航天工业基地、核工业新基地、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等。同时，还形成了攀枝花、绵阳、六盘水、宝鸡、酒泉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大大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最让中国人引为自豪的成就，要属“两弹一星”。从1964年起，中国先后发射成功原子弹、运载火箭、氢弹、人造地球卫星。邓小平后来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以上这些建设成就，构成了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怎样看探索中的失误
毛泽东说过，“建设比革命更困难”。难在哪里呢？难在探索的过程就像是雾中行走，很曲折，很艰辛，也很容易出问题，甚至出现让人扼腕痛惜的挫折、令人唏嘘的失误和造成历史顿挫的错误。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上出现的最大失误，是为了尽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在1958年搞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 的问题有三。一是全民炼钢。那个年代，钢铁是一切工业的基础，代表着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但是用小规模、土办法，靠缺少专业技术的群众炼出来的钢铁， 多不能用。二是为了提高农业产量，许多地方弄虚作假，甚至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说：“没有万斤的思想， 就没有万斤的收获。”于是，见诸报道的小麦亩产最高的达到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的达到13.0435万斤。三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把若干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为更大规模的人民公社，生产资料以及某些生活资料不分社队统一调配。结果在分配上，存在穷生产队揩富生产队油的现象。不少地方还以生产大队或生产小队为单位，办起了集体食堂。
这三方面的问题，从1961年起逐步得到纠正。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犯的最大错误，是搞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主要是毛泽东认为党内出现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危及社会主义的前途。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把被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各个领域占有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个判断，并不符合党内实际，也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
这场“革命”，当时被冠以“文化”之名，主要因为它是从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开始的。在当时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以大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迅速蔓延全国，煽动“停课闹革命”“破四旧”“批斗封资修”，进而发展到抄家、打人、砸物。一些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的人，受到批斗和侮辱。
随后，各地出现大批造反派组织，掀起了夺取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乃至工厂、农村领导机关权力的狂潮。造反派的大规模武斗，造成大批人员伤亡，酿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各级政权机关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深刻地反思了这场运动，认为它实际上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必须彻底否定。
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待自己历史的顿挫和曲折，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 是坚决纠正，从而使错误经验和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
今天人们看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使用的正确方法是：深入分析那个时候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说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有些事情如果没有当时的积累和成就，我们今天就很难做起来；有些事情当时也开始在做， 由于条件的变化，我们今天做得更好了；有些事情可以不那样去做，但当时为什么又那样去做了，留给我们什么教训。这样一来，历史就真正成了后人的教科书。
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奋斗历程及启示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回顾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历程，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鉴于中国原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直接走入社会主义，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将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过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在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的基础上，再将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各类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地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到1953年，抗美援朝取得了重大胜利，新解放地区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 经过3年多的努力，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国营经济得以建立并起到领导作用，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的利用、限制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人民民主政权更为巩固。1953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
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
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从1953年起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5年中共安排限额以上大中型企业694个，其中156项是由苏联援建的，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
“一五”计划实施后，全国掀起了工业化建设的高潮，并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期间，建设了一批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工矿企业，生产出了新中国的第一架飞机、第一辆汽车，迈出了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步。
在国家工业化起步的同时，社会主义改造也顺利进行。在农业方面，早在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我国互助合作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到1956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布： 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到这时，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共有100.8万个，入社农户10668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 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从实践上看，在1953年以前，重点放在工业中的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和商业中的委托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
1954年到1955年底，是单个企业公私合营发展阶段。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工作会议，确定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后， 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原来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公私共有，转归国家支配。这时企业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了。1955年底和1956年初，各地掀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到这一年的第一季度末，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各地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
对于手工业的合作化，主要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到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
建立。社会主义改造尽管也有一些不足，如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但在这样复杂、困难、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没有引起社会震荡，经济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得到了很大增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和了不起的奇迹。
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也是在这一年我们党提出了许多重要理论和主张，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经过几年的思想改造，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议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基本方针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次会议深刻总结我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从1957年6月8日开始，由于对形势作了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反右派斗争之后，党的领导人试图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加快发展生产
力，迅速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缺乏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对建设社会主义急于求成，片面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1958年全国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过程中，全国人民以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信心和决心，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干劲。但是，“大跃进”以高指标、“放卫星”为特征，严重脱离实际，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助长了瞎指挥和浮夸风，并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同时，由于高指标和浮夸风的影响，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加之从1959年起， 我国连续3年遭遇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的困难，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
严重的困难使人们一度发热的头脑清醒起来。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由于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开始好转。
在共和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全国人民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忘我工作， 涌现出了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无数英雄模范人物。
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石油工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建成了大庆油田，实现了原油和石油产品自给。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然而，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之际，“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严重地混淆了敌我，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因此，必须对其彻底加以否定。但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在此期间，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广大工人农民仍坚守在生产一线，许多知识分子克服困难坚持科学研究， 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
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产生的重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是从1956年至1976年的20年间，虽然曾走过弯路，出现过挫折，但仍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做了重要准备。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当时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这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没有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无从谈起。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科学、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事业取得了重要进步，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实践的经验很少。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能是在摸索中前进，因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就难免走弯路、出现失误。正因如此，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这些经验与教训中最根本的一点， 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建设社会主义， 必须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必须使生产关系的变动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必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等。邓小平同志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从这个角度上看，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进行的探索，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
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 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敢教日月换新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孝感市史志研究中心
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至1978年的近30年间，孝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孝感这块曾是一片废墟的土地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文化大革命”和走向伟大历史转折等时期。
1949—1952年，即新中国建立后的头三年，是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贯彻实施时期。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积极领导全区军民开展清匪肃特反霸斗争、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多项改革运动，贯彻实施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全区7县的党支部发展到471个，党员发展到6015人。同时，开展了统一财政管理、稳定社会和物价等工作，使全区遭新中国成立前严重破坏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
1953—1956年，为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时期。从1953年1月开始，中共孝感地委和孝感专署认真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区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起步，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 两次受到毛泽东的肯定。1956年下半年，全区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9%。这一时期，各级党组织得到整顿和发展。全区7县基层党支部增加到2900个，党员发展到35000多人。积极开展新形势下的知识分子和统战工作，促进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驻孝部队支援地方抗御1954年特大洪灾，参加水利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此间，执行“一五”计划取得显著成就。
1956—1966年，孝感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先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基本区情认识不足，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等运动，出现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后又连续3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经济极度困难。
从1966年5月起，孝感同全国各地一样，陷入“文化大革命”的10年内乱之中。1976年10月，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宣告“文化大
革命”结束。此后两年，中共孝感地委在全区范围组织开展揭批“四人帮”罪行和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开展整党整风，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受迫害老干部的工作，拨乱反正，使科教文卫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国民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可以说，从1949年至1978年近30年间，尽管出现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片面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等失误，但孝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伟大实践，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设施、农田水利、重点工程、地方工业、粮棉生产等诸多方面取得伟大成就，为我们后来进行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比较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匠精神的形成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匠精神形成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工匠精神有着特殊的时代“印记”。我国现在所提倡的工匠精神的核心在于提高产品的品质，侧重于追求产品的“精益求精”，即完成产品从“有”到“优”的过程。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工业基础薄弱， 工匠的任务侧重于首先打造出产品，工匠精神主要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展现出来。那么，这个时期的工匠精神，处于生产方式的剧烈变革之中，主要完成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保家卫国的任务。探索该时期的工匠精神，对于我们补充完整工匠精神的历史发展图谱以及为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继承、创新和发展工匠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四重转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匠精神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是一个崭新的工业建设时期，在这个阶段我国进行了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改造工业和手工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加速推进工业化、追赶世界新工业革命的“脚步”等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工匠群体自身发生了显著变化，这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匠精神形成的必要条件。
（一）工人阶级执政提升了工匠的社会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从被压迫、被剥削者变成了国家的主人，相应地，作为工人阶级主体力量的工匠也完成了从旧社会被迫劳动到积极建设新社会姿态的转变。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封建专制的政治、经济制度造成工匠社会地位低下，“工”排在“农”之后，他们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古代科学技术主要是通过手工业获得发展，手工业分为官营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现在广为赞扬的古代工匠精神主要彰显于官营手工业创造的成果。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者一般是被官府控制的匠人，身份地位低于平民；民间手工业者不仅要为生计劳作，还要缴纳赋税，政治地位低下，这种情况决定了古代的工匠不能站在国家发展的高度进行自由的生产劳动。在近现代，机器大工业极大程度上代替了传统手工业，工匠则成为工厂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 被具有不可抗拒力量的轮子碾压着①，成为为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 毫无经济和政治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工人阶级一跃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政治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不再作为独立的生产者存
在，而是兼具生产者和建设者两种身份。相应地，工匠群体也充满了精神力量， 各行各业的工匠们以主人翁的姿态为建设国家而奋斗。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生产资料变成公有制，工匠的劳动成果不再被私有制下的个人剥削， 而是由联合的劳动者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劳动是为造福国家和人民，这就大大激发了工匠们无私奉献的热情。工匠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社会心态的转变让该时期的工匠精神“脱胎换骨”，逐渐形成一种新的风貌。
（二）传统手工业转为现代工业改变了工匠的身份
从整个世界工业进程看，传统手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变是与世界各国发展方向基本一致的过程，这种转变在国家间的区别只在于速度的快慢，以及有无出现曲折和倒退。由于现代工匠群体强烈依附于工业的生产方式，因此，这种转变使工匠的身份发生了巨大变化。旧中国并没有大规模的机器工业，而“手工业生产门类极多，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社会商品生产的主要形式，构成了传统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②，“迄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手工业仍然是中国社会商品生产的主干”③。这就造就了数量庞大的传统手工业工匠群体，他们的劳动方式以手工生产为主。二三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我国逐渐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现代化的机器生产方式大大压缩了手工业生产的比例，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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