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党史国史 牢记初心使命
国家档案局原局长、中央档案馆原馆长杨冬权
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座的各位今天来听讲座。多年来，我的讲座都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三不讲”，一是书本上写着的我不讲，二是百度上有的我不讲，三是别人讲过的我不讲。今天我就选了一个符合“三不讲”原则的，主要是讲两组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而且我也深入研究过，并且还有自己见解的档案。一组是关于中共一大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档案，那是我们党的起步点、起始点，无论我们走多远，都不能忘这个起步点、起始点，这正是所谓不忘初心；另一组是美军观察组的档案，1944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后，曾经对中国共产党作出很高评价，70多年前那些美国人对中共的评价，可以让我们了解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干的，外国人又是怎么看的，我想这有利于增强我们的自信。
在讲这两组档案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首歌。为什么介绍这首歌呢？一是这首歌高度概括了党的历史和作用，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版、袖珍版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微党史，听它可以弥补今天我只讲党史片段的不足；二是这首歌是由我作的词，歌名叫《共产党颂》，是27集大型档案文献片《自从有了共产党》（2001年）的片头歌；三是这首歌旋律优美，特别是唱得感情饱满、大气磅礴，是主旋律，属正能量，值得听一听。
一、从一组中共一大档案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这组档案可以说是后人了解和研究党的一大的基本史料，也是今天的党史著作当中，还有电影、电视当中以及网络上，所有关于党的一大的基本情况的资料来源和原始出处。我介绍它们，可以说是介绍党史之源、党史之本、党史之初。
这组档案都是原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大多数是俄文，前面的事件都没有作者、没有形成时间，也没有翻译者和翻译时间以及呈报的时间，也没有文件处理过程的标记等。
（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件档案是俄文的打印件，一共有四页。今天从内容上我们可以大体判断出：一是它的形成时间大约是在1921年7月底或者是8月初，也就是党的一大结束的时候；二是它的形成者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性质应该是会议向共产国际作的报告，内容就是报告这次中国共产党成立会议的总体情况。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存着没有？）。”董必武写信的时间距离参加“一大”不到九年，他自己经手的事儿记得还是比较准确，结合刚才介绍的那件档案，我们可以作出判断，党的一大确实曾经向共产国际作过一个报告，报告也确实保存在共产国际，这个报告曾经由大会通过，报告的具体起草人是李汉俊和董必武。结合其他已经发现的所有关于中共一大的档案和资料来佐证，这份报告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
从党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份报告是有关中共一大情况的最权威、最直接、最原始、最具体，也是最真实的材料。在现存所有关于中共一大情况的档案和资料当中，它的史料价值最高、权威性最大，最应该受到重视。这份报告的重新发现，澄清了之前中共一大以及党的早期历史的许多疑点，也填补了中共一大以及党的早期历史研究中的不少空白。例如：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何时成立的？在哪？人数有多少？领导人是谁？这份报告开头就说：“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1921年年中在上海成立的，共有5个人，领导人是陈独秀。
第二，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有几个党小组？共有党员多少人？这份报告说：“这个组织逐步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按照这个报告的意思，这里说的6个小组没有包括上海的发起组，加上上海组本身，这时候的中国共产党一共有7个小组，53个党员。
第三，中共一大是什么时候召开的？这个报告说：“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可见“一大”的开幕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第四，参加“一大”的代表有多少名？这个报告说：“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7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希夫廖特同志和尼柯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作了宝贵指示。”根据这份报告所说，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一共是12人，当然，后来据其他的回忆材料，包惠僧也出席了会议，但他不是各地组织的代表，而是陈独秀指定的代表，所以当时没有把他计入正式代表人数当中。报告当中所说的希夫廖特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
第五，中共一大是由谁主持的，或者说大会的主席是谁？这个报告说：“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在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当中，姓张的只有张国焘，因此中共一大是由张国焘主持的，张国焘是这次大会的主席。这在中央档案馆收藏另外一位“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回忆文章中也得到了证实。
第六，中共一大的具体议事日程是怎样的？这个报告中有这样几段话：
“（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会议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这用了两天时间。”“希夫廖特同志和尼柯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根据希夫廖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这个期间没有开会。”“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我们在那里研究了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委托党中央局起草党章。选举3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并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代表大会在闭会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综合这些内容，我们大致可以确定，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开幕，7月23日和7月24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和第二次会议，张国焘作为会议主席讲了会议的意义，会议确定了议事日程，各地代表报告了本地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情况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讲了话，会议确定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并选出起草委员会。接下来的两天，也就是7月25日和7月26日没有开会，而是由起草委员会来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之后又召开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会议。这三次会议的时间应该是7月27日、7月28日、7月29日。这三天会议集中讨论党的纲领。最后一次会议，也就是第六次会议，开始在一个同志家召开，时间应该是在7月30日夜里，但是刚开始就发现了暗探，会议没有继续。后来又到附近的一个小城继续开会。据其他的资料，这个小城就是现在的浙江嘉兴。这一天的会议实际上成了闭幕会，会议的内容是集中研究之前由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并给予接受。会议还委托党的中央局起草党章，并选举出党的中央机构。在完成各项议程之后，代表们高呼口号而闭会。
通过这份报告，党的一大的开幕日期以及每天的议程都比较清楚了。遗憾的是报告没有提到最后一次闭幕会的日期，以至于直到现在人们还是无法确切地知道党的一大到底是哪一天闭幕的。
第七，“一大”到底有没有发生争论？对哪些问题争论较大？这个报告说，在研究党的纲领的三次会议上，“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
在最后一次会议研究党的工作计划，也就是第一个决议的时候，“在我们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上，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可见会议在讨论党纲和决议时，对有些问题是经过长时间辩论的，并且达成了一致。但是，对党员可不可以做官和当议员，这一点经过了激烈争论，仍然没有达成一致和作出结论，决定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
（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在中央档案馆现存的档案当中，这件档案的俄文打印件一共有三份，其中两份都是三页，字是黑色的，另一份的纸张比其他两份要厚，一共有两页，字是紫色的。这三份内容相同的俄文档案是什么时间由中文翻译成俄文的？又是由谁在什么时间带到共产国际的？目前都无法考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发现了当年“一大”的参加者陈公博1924年在那上学的时候做的硕士论文当中附录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英文本。经过对照，英文本同俄文本的内容基本相同。也就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的这份英文本，跟当年在共产国际收藏的那份俄文本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说明它们都是真实的。
两种文本都是编为15条，其中第10条后都是接着第12条，缺少第11条的序号和内容，所以实际上共有14条内容。这14条的条文要点都基本相同，只不过是译文稍有出入。两种文本在第11条和第14条都有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英文译本的发现，证明了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译本的可靠性、真实性。这两个译本共同证明，1921年党的一大的确曾经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章的内容名义上是15条实际上是14条。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我推测第11条应该是中文本原缺。我估计可能是由于当时起草人太匆忙，在编号的时候跳号了，所以就出现了现在的情况。尽管这件档案有上述瑕疵，但是，我们通过其他档案资料的佐证，完全可以确定它的内容是真实的、可靠的、毋庸置疑的。这份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纲领、政策、党员条件、党的各级机构、党的纪律等，是“一大”通过的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性文件，对于后人认识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的政治面貌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这件档案同第一个纲领一样，都有三个不同的俄文打印件，而且都是其中一件字是紫色的，两件字是黑色的。也同样有英文译本，被陈公博的硕士论文所附录，而且英文本的条文内容和俄文本的基本相同，只不过英文本的标题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俄文与英文这两个文本可以互相印证内容的可靠性、真实性。这个《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一样，都是党的一大所通过的重要文件，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性文件之一。这两件档案共同证实了“一大”确实曾经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只不过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而已，因而在几十年当中鲜为人知。这两份文件在会后都曾经被译成俄文呈报给当时的共产国际。从“一大”的纲领和决议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名称、纲领、制度、长远目标、当前任务、对其他政党的态度、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清楚地看出当时党的性质和面貌。
（四）《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这件档案是俄文打印件，一共有十页。今天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件档案就是当年参加“一大”的北京代表在“一大”会议上向代表们介绍《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报告的时间应该是1921年7月23日或者是7月24日。我之所以这样断定，是因为报告中明确地说道：“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不能向你们谈更多的经验。可是我们殷切地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经验”。报告在结束的时候又明确地说道：“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是不轻的。”前后一共有四个地方明确地提到了这次大会，并且还有一处用的就是在会上发言的口气，所以我认为这件档案应该是和前面介绍的几件档案一起，在“一大”会后由中共中央呈报给共产国际的，应该也是中共一大的会议文件之一，并且应该同样受到今天中共党史研究界的高度重视。据判断，报告人应该是张国焘，因为张国焘当时是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关注公众号：公文写作文库,,获取汇编资料）
20世纪80年代，这件档案的中文译文也同前面的三件档案一起，被收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和《“一大”前后》这两本书当中。但是，党史界、档案界一般都只把前面介绍的那三件档案作为“一大”文件，而没有直接认定这份档案也同样是“一大”的文件。我负责任地郑重指出，这件《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无疑也是中共一大的会议文件。
还需要指出的是，同《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放在一个案卷里的，还有另外两件俄文打印件，一件是《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一件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它们同样没有形成时间和作者，没有文件处理过程的任何标记，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人送到共产国际的，但是从内容来判断，《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也有极大的可能是参加“一大”的广州代表在“一大”上向会议作的关于广州党组织的情况的报告，但是因为它的形成时间大体在1921年春季以后，而且当时参加“一大”的各地代表也都报告了本地党组织的情况，只可惜并没有像《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当中那样，明确地提到“一大”这次会议，所以我只能说它可能是或者说疑似“一大”的文件之一。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从内容看应该是形成于1920年年底之前，而且根据目前所见的材料可以确定重庆并没有人参加党的一大，因而它不是“一大”的文件之一。
以上介绍的这四件档案都是“一大”本身形成的，可以确定是党的一大的文件，而《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则可能也是，但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党的一大文件。这样看来现存的“一大”形成的档案一共有“四件半”。
（五）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
《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是董必武本人所写的手稿，末尾署的时间是12月31日，据考证年份应该是1929年。因为1929年12月26日，同样是中共一大代表的何叔衡写信让董必武尽快回忆“一大”的情况，董必武见到信以后就写了这封回信。信中说到“关于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我已记不甚清，只尽可能的写出来供你们的参考”。董必武一共回忆出五点。根据上面介绍的几件“一大”的档案内容来看，这五点都是比较准确的。
“1.大会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开会。”年份和月份都是准确的，唯独缺少具体的日期。
“2.参加会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广州代表（陈公博……、包惠僧……）、湖南代表（何叔衡、毛泽东）、湖北代表（陈潭秋、董必武）、山东代表（姓名忘记了）（注：应为王尽美、邓恩铭）、留日代表（周佛海……），此外有两个国际代表，其一是马林（荷兰人……），另一个人的姓名（注：应为尼柯尔斯基）忘记了。”他所列的“一大”的参加者基本准确，只有包惠僧到底是不是广东的代表，同其他材料有出入。
“3.议事日程中有职工运动、对别党的关系和在政府作事务官等问题，都有争论。职工运动有的主张职业组合，有的主张产业组合，决议是产业组合（谁是怎样的主张，记不清楚）。”这段话同上面介绍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当中第一句话“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完全吻合。
“对别党的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必须与其他政党脱离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非得到党的许可，不得兼充其他政党的党员，决议是不准党员跨任何党籍。”这同上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当中所规定的“党员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之前，必须与力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当中说的“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争取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等规定”是基本吻合的。
“关于在政府作事务官的问题，有人主张绝对不允许，有的主张得党部允可，才可作事务官，决议是绝对不允许。”这同上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14条的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也完全吻合。
“4.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船上，将会开完。”这同上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中所说的有关情节基本符合，而且更加具体。“一个同志家”具体为“李汉俊的住宅”。不过根据现在的考证，应该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住宅。“附近一个小城”具体为“嘉兴东湖船上”，不过这里的“东湖”是记错了，或者是写错了，实际上应该是“南湖”。
“5.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存着没有？）。”这段话当中，“大会没有宣言”是准确的，“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以及以下的几句话，是董必武这封信当中最重要、最有史料价值的一段话。因为除他之外，迄今为止在所有“一大”代表的回忆当中都没有提到大会曾经通过一个向共产国际作的报告，董必武这封信是唯一提到的。这一点特别重要。现在又恰恰得到了档案的证实。
上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份档案，从内容来看，正是董必武所说的经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作的报告。董必武当时还特意猜测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存着没有。出乎很多人意外的是，这份材料不但在董必武写信的时候仍然保存在共产国际，而且直到1957年才由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中央，并且一直保存到现在。这就对董必武的这段话给予了铁的证实，对几乎被人遗忘的事实予以历史的还原。这儿我们不由得赞叹档案对还原事实真相、维护历史原貌的独特作用。
董必武这封信的另一个史料价值在于：仅仅凭刚才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件档案，我们无法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形成于什么时候，但是根据董必武的这封信，我们可以判断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件档案是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会议期间，由大会委托李汉俊和董必武两个人起草的，最后由“一大”代表全体通过，然后报告给共产国际的。
（六）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这件档案是俄文打印件，一共有十页，是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为纪念党诞生15周年写的一篇文章，被刊载在《共产国际》1936年第7卷第四、五期合刊上，标题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这篇回忆比上面介绍的几件档案更加具体，提供了更多、更新关于“一大”的细节。
文章中说：“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这九个人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同志、何叔衡同志；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董必武同志和我；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王尽美同志、邓恩铭同志，……还有一个北京的代表刘仁静，……一个广东代表包惠僧，……再一个是留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这次到会的……除上面九个人以外，还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同志，上海代表李汉俊与李达……还有一个广东代表陈公博……。”
“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正式会议是在李汉俊家中开的，大会进行了四天，讨论的问题是：当时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章程，以及发展组织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间，对于党的基本任务与组织原则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争论。……最后在原则上通过一个基本立场，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的基本任务，……决定建立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并以职工运动为中心工作。”
“大会决定第四天的夜晚，最后通过党章，下午八点钟晚饭后，齐集李汉俊寓所的楼上厢房里，主席刚刚宣布继续开会，楼上，客堂发现了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于是我们马上警觉到来人的可疑，立即收检文件分途散去。”“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到离上海约三百里之嘉兴城下车，嘉兴有一个南湖，……我们借游湖为名，雇了一只大船，……在船上开会。”“我们很放心的进行了一天的讨论，直到夜晚十一时闭会。这一天的会议，除通过党章外，并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与关系问题，最后讨论成立临时中央局与选举中央局委员。”“确定党名为中国共产党，并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
陈潭秋这篇回忆的史料价值在于：第一，提到了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的住处——博文女校，并且提到开幕式是在博文女校进行的；第二，进一步确定了参加“一大”13个人的具体姓名；第三，“一大”之前各地党组织取了一个统一的名称——“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后来曾经在中共党史界使用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些党史著作才开始以“共产党早期组织”来取代之；第四，提到了大会“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这同上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中所说的“主席张同志”恰好可以互相印证；第五，新提到了毛泽东、周佛海担任大会记录，会议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中央临时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等具体情况；第六，提到了确定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恰好可以从上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句话“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相互印证。
以上这几件原来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当中的有关中共一大的档案，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长时间鲜为人知。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推测，曾经在苏联工作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中，只有瞿秋白曾经看到过其中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1929年12月至1930年6月期间，他在莫斯科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宣讲中共党史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当中，曾经引用过党的第一个决议和第一个纲领的主要内容。如果不是见过这两个文件，他决不会引用得那样准确。而除了瞿秋白之外，包括李立三、蔡和森、陈潭秋这些人，他们在讲党史或讲“一大”的时候都不曾说到这两个文件和它的主要内容，可见这些人都没有见过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当中的“一大”档案。
既然“一大”的档案当中曾经明确地记载着党的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开幕的，那么我们党后来为什么把党的诞生日定为7月1日呢？原因是党的一大档案在形成之后，有的报送给共产国际，有的由我们党自己保存。报给共产国际的档案存放在莫斯科，被束之高阁，极少有人能够看到；而我们党自己保存的这部分档案又很快被遗失掉。档案的遗失，使得党的一大一度成了谜。
早在1930年前，党中央领导人就明确说“一大”档案找不到了。1930年2月1日，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在他所作的《党史报告》中，曾经明确地说：“党的第一次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这次大会有什么决议和宣言，现在已找不到。”李立三作报告的时间距离“一大”召开不过才八年半，而这时候在党中央的档案中已经找不到“一大”形成的任何档案。
“一大”的档案党中央在1930年为何找不到？直接的证据没有，但是现在中央档案馆收藏的间接材料能够加以解释。1923年8月18日《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代表会议的报告》当中说，“我们只能提出关于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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